史惟亮—民族音樂的苦行僧
作者：顏綠芬
史惟亮—民族音樂的苦行僧
文：顏綠芬
史惟亮（1926-1977），是一位作曲家、音樂作家，也是一位對臺灣傳統音樂的採集、研究有重大貢獻的音樂學家。他出生於中國東北的遼寧省營口市，青年時期曾參加以印刷廠為掩護的抗日地下情報工作，中日戰爭結束後，曾就讀北平藝專音樂系，1949年因國共戰爭，以流亡學生身分來臺，轉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音樂系二年級就讀。畢業後他先後擔任小學、中學教師，同時擔任反共救國團藝工隊工作、創作愛國歌曲，也曾製作主持音樂廣播節目。
留學歐洲 心繫民族音樂
1958年，史惟亮在國立藝術館舉行個人作品演奏會，隨後，遠赴歐洲深造。這趟留學之旅，費時多年準備。3年前他就已通過教育部留學考試，但當時的他已結婚生子，經濟狀況一時無法支付出國費用，在幾位好友籌錢幫助下才成行。史惟亮先進入西班牙馬德里音樂院主修作曲，後來轉往維也納音樂院就讀，兩年後又到德國斯圖特加（Stuttgart）學習作曲。在 6年留學生涯，史惟亮生活相當困苦，曾在西班牙擔任礦工、在德國搬運貨物、在波昂電器工廠做工，來支付在歐洲的一切開銷。這些刻苦的工作對其日後健康有巨大的影響。然而史惟亮音樂創作豐沛的熱情，卻不曾因為生活的困頓而有所減損，他不僅勤學、也勤於筆耕。當年政府的國策是反攻大陸，以臺灣為復國基地，稱臺灣為「自由中國」，文藝政策更是以復興中華文化為重心，知識分子多以「我們中國人」為文。史惟亮與同是臺灣師大音樂系校友的許常惠，一個在歐洲、一個在臺灣（甫從法國回臺）不謀而合的鼓吹研究中國傳統音樂，創造現代的、民族的中國音樂。
致力民歌採集 奉獻音樂教育
1965年回國的史惟亮，在臺灣藝專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）、臺灣師範大學及中國文化學院（已改制為中國文化大學）任教，並積極成立「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」，成為臺灣第一個音樂學術圖書館，提供中西音樂圖書、樂譜及唱片，大部分圖資來源都是他從德奧募得的，並舉辦學術推廣及研習活動。 1966年，以音樂圖書館為中心，史惟亮與李哲洋一行人首次到花蓮縣進行田野調查。1967年夏天，更接續一系列的民歌採集運動，與許常惠分東、西兩隊帶領年青人上山下海，採集各族原住民、客家、閩南族群歌曲，也無意發現許多民族音樂珍寶，如恆春民間說唱藝人陳達等。這些工作，不能不提及奧地利歐樂思神父（Br. Alois Osterwalder），他們共同成立「華歐學社」，神父並協助募款五萬馬克（1960年代是一筆龐大經費）資助各項活動。1968年，史惟亮應波昂大學之聘，前往德國協助設立「中國音樂中心」。 1973年，史惟亮接任臺灣省立交響樂團第四任團長，雖然短短 2年，他卻能積極推廣民族音樂學術研究，特別是強化團內研究人員功能，聘任郭芝苑、賴德和、沈錦堂、張炫文等人，督促他們編寫民歌管弦樂曲、創作民族風格樂曲、研究民間音樂，並肩負起全國音樂教育的責任。史惟亮定期演出國人作品，鼓勵民族風格創作，並籌辦了臺中市光復國小與雙十國中音樂班，開啟了臺灣公立學校音樂專業教育制度的先頁。當年研究部的郭芝苑、賴德和、沈錦堂、張炫文後來都終身奉獻於音樂教育和音樂創作，史惟亮的功勞匪淺。而「雲門舞集」也是史惟亮催生的。
「雲門舞集」創辦人林懷民回憶 1973年史惟亮對他的肯定和鼓勵，他說：「以現代中國音樂編舞是我的夢想，但我懷疑自己的能力。」，每當林懷民數落自己才氣不足、能力不夠的洩氣話，史老師只是笑咪咪地看著他，等他說夠了，說：「創作本來就難，別急。只要方向正確，放手去做，一定會做好的。總要有人出來做事，對不對？」那年 9月底，雲門舞集誕生了，舞作配樂用了 8個華人作曲家的作品，一炮而紅。林懷民創團初期，除了選用已完成的音樂，也委託作曲家創寫新作，前後有四、五十個舞碼是這樣誕生的，像《待嫁娘》、《薪傳》、《白蛇傳》、《廖添丁》等。1973年後的 10年，因為雲門的崛起，讓更多民眾認識了臺灣的現代音樂。
史惟亮卻在事業高峰時，健康亮起了紅燈，於 1977年 2月撒手西歸，享年 51歲。他遺留了包括《民歌樂手—陳達》、《音樂向歷史求證》近二十本著作，也留下《琵琶行》、《奇冤報》、《小鼓手》等數十首作品。他啟發了社會、音樂界、知識分子對民歌的重視，也為臺灣面臨沒落的民間音樂留下大量珍貴的錄音。更彌足珍貴的是他嫉惡如仇，為大我、犧牲小我的精神。
史惟亮一生視錢財如鄙物，曾說「錢如海水，愈喝愈渴」。他的傳記作者吳嘉瑜教授形容他「是一個為歷史而活的人，對他來說，個人是渺小的，為這個世界做了些什麼才是最重要的。史惟亮一生的作為，不在於成就自己，反而可以說是多為他人作嫁，為後來的音樂工作者創造更理想的環境。他是知識分子良心的代表，他在臺灣的民族音樂發展上，完成了一項開創的使命，並且留下為社會奉獻，為時代、為歷史負責的音樂家典範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