葉石濤—臺灣文學史的書寫者
作者：彭瑞金
葉石濤—臺灣文學史的書寫者
文：彭瑞金
葉石濤，1925年出生於臺南市，畢業於日治時代的臺南二中（今國立臺南一中）。葉家是地主的後代，靠收地租過生活，也有一座大宅院。從小過著大戶人家堪稱優渥生活的葉石濤，喜愛文學，也很幸運地按照他的人生理
葉石濤紀念像／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
想走寫作的路。中學生時代即開始寫作，並開始向當時著名的《臺灣文學》及《文藝臺灣》投稿，不但贏得主持《文藝臺灣》的西川滿賞識，刊出他的初作，邀他中學畢業後到他的雜誌社上班，他也從此一腳踩進臺灣文學的中心領域。
戰後，很多人還在為跨越語言的障礙—由日文寫作轉向漢文書寫掙扎的時候，葉石濤已經一馬當先，一方面繼續用日文寫，一方面逐步克服漢文書寫的困難。1946年到 1949年，戰後初期的臺灣新文學重建階段，他已經把自己鍛鍊成一個能征慣戰的文學戰鬥士。然而，老天似乎有意和這樣的文學鬥士，也和臺灣文學開個大玩笑。在隨後國民黨政權的白色恐怖統治中，他成為「知匪不報」的政治犯而入獄。其實，對戰後臺灣充滿美麗人生憧憬的葉石濤，和那個時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樣，沒有一個不是求知若渴地閱讀各種可能閱讀的書籍，汲取新知充實自己，準備在新時代大顯身手。但像葉石濤選擇文學之道的，尤為難能可貴。
做夢也想不到，會因為努力求知、力求上進而招禍。葉石濤在 1951年被捕入獄，判刑 5年，因特赦坐牢 3年即獲得假釋出獄。然而，白色恐怖的可怕在於整個社會都成為監獄島。那個時代，一個人一旦成了政治犯，不但沒有親戚、沒有朋友，有的甚至連家人都退避三丈，即使刑滿重返社會，也無法重返工作崗位。一場無辜的牢獄之災，讓他花了將近 15年的時間，才回到他原先設想的人生軌道上來，卻已經歷盡滄桑、物是人非，包括灰心喪志、自甘墮落吃豬皮湯配米酒的日子，從最偏遠的鄉下小學代課教員到回復入獄前小學教師的謀生職位，到娶妻生子，十多年歲月幾乎就要埋葬一位曾經雄心勃勃的臺灣重要作家。
葉石濤的故事，是 50年代不計其數的白色恐怖受害故事之一，然而，葉石濤是天生的文學家，文學家不同於一般人的是，他必須透過不斷的自我生命省思而存在，他不會讓自己的生命滄桑空白。不過，葉石濤重出文壇的 1960年代，白色恐怖正在顛峰，反共文學依然當道，一位有政治犯烙痕的作家，絕不可能莽莽撞撞往裡面衝。葉石濤獨步文壇的黑色幽默，成為他重出臺灣文壇的最重大貢獻。他說自己是從人間極限狀態活過來的人，所以將自己的一把辛酸淚，化作滿紙荒唐言，以自我調侃的幽默筆法，對價值倒錯的社會、對加害他的政權，極盡挖苦之能事。挖苦人的，固然是含淚的苦笑；被挖苦的，明知被挖苦了，也無可奈何。葉石濤在 60年代那些膾炙人口的小說集—《羅桑榮和四個女人》、《葫蘆巷春夢》、《晴天與陰天》，就是這類作品的傑作。
和寫實主義的小說不同，葉石濤把他的人生小說化，完全是因為他對人間有話要說，卻不能直說，而絞盡腦汁，用各種技巧的形式才把自己的心裡話說出來。把人間世相小說化，是讓他在前政治犯寸步難行的社會和時代裡，為自己的生命殺出一條活路的原因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成了他日後極為特殊的文學家性格。人間冤錯，使他從坐在雲端的人生重重摔落地面的泥淖中，使得他必須奮力泅泳、爬升才能倖存人間，向誰控訴？找誰伸冤、豈不是只能自行開脫？葉石濤的小說創作正是他人生的寫照，小說創作也是他的生命自我救贖的儀式。
小說家葉石濤的另一個方向，就是評論家及臺灣文學史家葉石濤。這一面向的葉石濤是嚴肅的。他復出文壇時，除了寫小說，也同時發表〈臺灣的鄉土文學〉這篇重要評論，立誓要在有生之年，寫一部臺灣人的文學史。經過 70年代的深思、定調，定義臺灣文學為具有堅固的臺灣意識的文學——〈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〉，終則在 80年代完成了第一部由臺灣人自己寫
的臺灣文學史——《臺灣文學史綱》。
小說家和文學史家，呈現了一位作家截然不同的兩個不協調面向，卻共同見證了臺灣文學家的滄桑。葉石濤是臺灣文學史上罕見的長跑作家，一輩子有六十多年為臺灣文學奔馳經驗，但一路坎坷，只能見證臺灣文學路的艱難。
